——记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总经理杨宗余

文/雁语

“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在路上，用我心灵的呼声。在路上，只为伴着我的人。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在路上，只为温暖我的人……”

听杨宗余讲述他的创业故事时，我的脑海里一直回旋着这首《在路上》的旋律。有人说，创业的过程其实是创业者自我解救的过程，我深以为然。多少创业者都是从贫穷的生活里，从潦倒的困境中，从命运残酷的摆布下，从心灵不安分的煎熬中，突围而出，毅然走上了创业这条充满艰辛的自救之路。苏州川渝商会会员、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总经理杨宗余亦是如此，童年的苦难和不幸早早就在他的心灵中埋下了不安分的种子。

幼年失怙尝尽生活辛酸

杨宗余是四川内江隆昌人，小时家境贫寒，母亲共生养了四个子女，第一个是哥哥，出生几天就夭折了，后生了他的大姐二姐，此后一直没能再生，直到38岁时才生了他，所以二姐整整比他大了11岁。他刚出生40天奶奶就去世了，后来唯一的舅舅去了重庆理发谋生，也从此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外婆便搬来与他们同住。74年，他刚满六周岁，父亲也离世了，整个家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家里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一家人常常是靠吃麦麸和烂红薯为生。幼年失怙的他也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残缺和生活的艰辛，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着母亲做家务，割草给队里喂牛，喂家里的兔子，因为太小不会拿镰刀，常常将手上割出一道道的伤口。上小学时他就自己洗衣服、洗鞋子，帮家里挑水，因为年幼挑不动，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常惹得邻居堂哥笑，说是鸭子又回来了。上初中后，他一月回家一次，每次回来也都会把家里的缸挑满水，再放一桶在缸边，这样就够母亲吃两三天了。81年二姐出嫁后，家里的负担更重了，因为二姐当时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出嫁后，家里就靠母亲一个人干活。好在还有外婆帮着养猪，卖了钱给他交学费，二姐曾说过，他的大学都是外婆一勺一勺舀出来的。

1983年，他刚刚读初一，大姐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三岁的儿子和一个仅6个月大的女儿。大姐和大姐夫当年对他特别好，大姐夫每次给大姐买鞋总会给他也买一双，有一次，还特意从学校把他叫到自己家，领到厨房给他做了一顿肉吃。大姐去世后，他们就把外甥接到了自己家，姑妈家的大表哥则接走了大姐的小女儿。后来外甥女上高三时，大表哥家没能力交学费了，他感激大姐和大姐夫的恩情，就帮着供外甥女读书，一直供到研究生毕业。

后来外婆在他大学毕业前一年也去世了，毕业后回家，看到外婆住的房间空荡荡的，想到从此少了一人，再也没机会好好孝敬外婆了，而且自己也即将离家远行，他不禁悲从中来，大哭了一场。

他在四川理工学院上的大学，读的历史专业。毕业那会儿老家那边的学校每个月工资只有100块，还常发不出来，而且那时他刚和同村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分了手，两家住得很近，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很是尴尬，于是他就决定出去工作。92年实习时认识的一个英语系的同学告诉他苏锡常一带缺教师，而且待遇挺好，每月有四五百块，他听了，就决定南下江苏。

但当时连路费都没有，而且家里人都反对，只有他高中的班主任支持他，将身上仅有的50块钱借给了他。当时他一个家教学生的父亲是开公司的，家里挺有钱，之前听说他要去江苏很支持，说要借钱给他，于是走之前他就去借钱，谁知真的去借时，那个学生的妈妈说，孩子爸爸担心他一走就不还了，不愿意借给他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又回到学校去想办法，找了几个同学分头帮他去借，半小时后回来，最多的一个帮他借到了50块，最少的一个借到10块，他的表姐夫又借了40块给他，加上毕业时学校退给他们的50块钱，东拼西凑了五百多块钱，他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辗转求职备受挫折磨难

当时他是和商会一个成员彭鹄还有另外一个老乡一起过来的，到无锡的火车上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容一只脚站立，还晚点，他们足足站了40多个小时，到了无锡他的脚都站肿了。下了车他们立即打电话到无锡教育局询问是否招人，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就决定先送同行的老乡去张家港，因为他工作已经落实好了，顺便去那里找找看。

到了张家港教育局，得知局长带人去阜阳招聘去了，说如果招够了就不要了，请他们先到别处看看。出来时已到吃饭时间，他和彭鹄便去了一家小饭店吃饭，两人各要了一碗稀饭，又叫了一笼小笼包一起吃，没舍得吃完，还留了4个打包带走。后来彭鹄决定留在张家港，杨宗余一个人去了江阴。在那里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当天就吃了之前打包的2个小笼包，还留了两个第二天吃，结果到了第二天包子都馊了，他也没舍得扔，还是就着一杯白开水吃掉了。到了江阴教育局一问，也招满了，不过对方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常州和苏州可能缺教师。于是7月10日他又去了常州，无果后紧接着去了金坛，哪知周末教育局不上班，他看那边也不怎么样，就准备先找个地方住一晚，第二天仍先回常州。

当时车站有很多人在招揽客人，喊着旅馆一晚十几、二十几块钱，他就问有没有几块钱的，一个老太太说她家有，他就跟着老太太过去看，原来老太太说的是那种筒子楼，人在屋里腰都直不起来，又热又闷，实在没法睡，他就起来去找老太太，问有没有个能睡觉的地方，老太太给他找了另外一间，十块钱一晚，包早餐，他就住下了。进去看到房里墙上有人画了一幅画，一只丹顶鹤，旁边还有一段伤感的文字，他触景伤情，想到自己出来好几天工作还没头绪，不禁悲从中来，不是房东老太太安慰差点就哭出来了。

就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候出现了转机。第二天是周日，他回到常州，无意中看到路边有三个人在卖什么果皮刮刀，一听口音是四川的，他觉得特别亲切，就上前去问，果然是老乡，就和他们一起聊了起来。待到傍晚，三人看他没钱，就叫他不要找旅馆了，过去和他们一起住。后来跟旅馆老板一说，老板也同意了，让他一天出两块钱，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了一晚。临走时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给了他一个地址，可惜后来不小心被他弄丢了，只记得那人是南通人，他一直觉得遗憾，想找机会找到这几个人，表达感谢之情，因为他们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

第二天他又出发来了苏州。乘车时他本想从火车窗户里翻进去找位子，结果竟把外面短裤的裤裆给撕破了一个二十多公分长的口子，当时也没别的衣服换，无奈他只得穿着“开裆裤”来到苏州。

一到苏州，他就到处打听教委在哪，因为老家不叫教育局叫教委，结果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后来他就随便上了一个2路公交车，在车上一位二十多岁的女的说不知道教委在哪，知道教育局在哪，后来把杨宗余带到大儒巷旁一个巷子里，果然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写着“教委”两字的路牌，他很兴奋立马掉头跑回去感谢那位大姐。到了教育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接待了他，问他去市区还是郊县，他说没啥要求，就是分到小学都行。那小伙子就让他去吴县教育局，并且告诉他怎么走，坐什么车。后来吴县教育局留用了他，把他分到了东渚中学。经历了七八天，好几个城市，一次次的失望后他的工作终于落实好了，欣喜万分的他立即动身回家向母亲报喜。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他买了一块肥皂，把身上那件穿了七八天早已变成黑衬衫的白衬衫脱下来洗了洗，回到老家镇上后，又买了新T恤和裤子，跑到老师家里洗了个澡，这才干干净净地回到家见母亲。

在职学习为寻人生新境

开学后学校安排他教初一初二的政治课，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94年认识了现在的爱人，后来他几经周折调到了爱人所在的黄桥镇，到黄桥中学教书。校长大胆地让他教毕业班，他也不负厚望，带的班级不仅总体成绩好，优秀率也高。学校同事对他也比较认可，无论是教学成绩、中考成绩还是教学研究，他都比较专业，为人也不错，那时学校很多老师都不敢把自己的资料给别的老师看，他从不怕，总是把资料给大家看。刚来黄中时，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个人教学成绩要拿第一，97年这个目标就实现了，他带的全校最差的班级成绩却超过了除自己另一个班级外学校所有的班级。第二个目标是要把黄中的政治课由吴县倒数第二变成全县前十。这个目标在99年也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实现了。

目标都实现后，他觉得在学校没啥奔头了，对混个一官半职的也不感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对律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就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当时他一个大学同学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跟他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这个女的，甚至要研究药物害死她丈夫，他一听就赶紧劝这同学，让他来苏州帮他在这边找工作，后来那个同学就来了。一次，两个人去拜访另一个做律师的同学，聊天时，杨宗余说想学习计算机，那位律师就帮他分析，说他学文科的学计算机没啥优势，再说他年龄也大了，计算机更新换代快，年龄大了更没有优势，还不如做律师或者中医，年龄越大越吃香。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想到司法考试那么难，又觉得有点遥不可及，后来见另一个学英语的同学司法考试通过了，他受到了鼓舞，才下定决心要考。

那时他都已30多岁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本来就很累，加上那些书籍尤其是马列主义原著，很拗口，他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因此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当时孩子才四五岁，他学习时就站在他旁边，跟他说，爸爸我没劲，累，他听了觉得特别愧疚。

辛苦准备了一年后，第一次考试他以两分之差没能通过，他没放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第二次参加了考试，结果在苏州地区参加考试的1800多人中他以第37名397分的好成绩顺利通过。05年开始，他就一边教书，一边兼职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实习，06年他向学校递了辞职信，因为此时他的心思已经不在学校了，觉得再教下去会误人子弟，而且当时一周的课他常是跟人调换两天就上完，校长对此也非常不满，他索性交了违约金离职去做专职律师。

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期间，他很勤奋，所里很多年轻人都害怕干活，唯独他不怕，什么活都接，什么活都干，虽然是实习生，但老律师们有事都是他帮着做。后来做了大半年，他去新区正文人律师事务所看望原东渚中学的一个同事时，被所里看中，就来到这家律所上班，在这里从06年3月一直做到10年4月。实习时他就已经能够独立做事，也有自己的业务了，实习期满后，他的业务越来越多，其他律师有些案子也会与他合作，难做的案子都会交给他，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他就完成了一个律师十年的业务量积累，成了一名资深律师，不管是诉讼类的案子还是非诉讼类的案子他都能处理好。

后来，因为律所内部有些分歧，10年4月，他与其他13个同事一起出来了，他与另外6人共同出资开了现在的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未出资的几个同事就做了所里的聘用律师。之前做聘用律师时每年要向所里交很多钱，自己一般只能拿到55%-75%的费用，他们觉得这样的制度太不合理了，自己开公司后，他们就对这些制度进行了改革，把聘用律师5%开收据的提成作为办公费用上交所里作为日常办公开支，这5%里有一定的利润，就作为福利用来组织旅游等活动，大家一起花掉；对待新人他们也很重视扶持，给一些案子给他们做，把提成也全给新人作为鼓励；此外，他们还给实习律师发工资，交社保。这样一来，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尤其是聘用律师，事务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也经营得有声有色，他也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资深律师，除了接一些案子外，还担任多家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为企业提供专项法律援助。

事业有成不息奋进之心

能有今天的成绩，他认为主要是靠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他一直奉行先做人后做事的原则，客户是衣食父母，因此要待客户以诚，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个案子，每一件事，09年他接了一个案子，为了当事人的一个签名，他曾开车跑了近两百公里路。同时，业务能力也必须过关，此外，还要多跟身边人用心交朋友，让身边人认可自己的为人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只有先认可你这个人别人才会找你做事。他自己早在两三年前就不用出去跑业务了，都是靠客户推荐，甚至还有几个客户是他做原告代理人时的被告，其中一人现在什么事都来找他，说当时都恨死他了，但如今却成了他的客户，究其原因，都是被他的职业道德和出色的专业技能折服了。

跟他聊起现下社会上个别律师违背职业道德的现象，他说自己也有耳闻，甚至听到有人拿贾平凹《废都》里说警察的一句话，“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来形容律师这一行，他对此很痛心，认为是极个别的人败坏了这一行的名誉，他认为作为一名律师，职业道德很重要，要讲良心，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否则就是趁人之危。

有感于社会道德现象，他对女儿的教育，尤其是品德教育格外关心，接送女儿的路上常跟女儿聊学习，聊女儿班上的事，老师同学，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女儿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困惑，他会帮女儿分析，给女儿建议，帮助女儿解决。平日里他还和女儿一起看非诚勿扰，对各人的表现进行评说，从中教给女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让女儿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观。

此外，他还是很注重培养女儿的吃苦精神，今年过年回家，就找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带着女儿去给父亲上坟，因为老家一直下雨，路上泥泞不堪，女儿一路连摔了好几跤，第一次弄了一手泥，抓了把草擦了擦手继续走，第二次一脚腾空，第三次鞋子陷到泥里还没拔出来，脚先迈出去了，结果弄了一脚一鞋都是泥，回来后，女儿就感冒发烧，但即便如此女儿也一句怨言都没有，这都得益于他平日的言传身教。

工作之余，杨宗余是个挺活跃的人，喜欢音乐，高中时学过口琴，大学学了吉他，那时弹吉他可以弹到半夜一两点。另外，他还喜欢乒乓球和武术。大学时，因为体质差，为了锻炼身体，他曾报过武术散打班，学了一段时间后，体质明显提高了。他觉得乒乓球和武术都是竞技型的运动，可以培养人的毅力和斗志，对工作创业都有用。

如今的杨宗余可谓踌躇满志，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和谐美满，女儿更是乖巧懂事，志坚行苦的他总算凭着多年不息的奋斗从童年的苦难和贫穷中突围了出来，虽备尝艰辛，但正如那歌中所唱，路上的辛酸已融进了他的眼睛，心灵的困境也已化作他的坚定，不安分的他早已做好了准备，要向着生命的更远、更深处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