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重庆：红与黑不是其天然主题

文/汪伟

　　重庆，是过去的一年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城市。

　　2009年底，在等待戏剧性的审判上演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发现，红与黑并不是重庆的天然主题。从表象看，这座崎岖的城市是灰色调的，尤其是在冬天，一如既往，阴云和雾霾整天笼罩着楼宇、高山和江水。深入其间，你会感受它色彩之浓烈，性格之鲜明，力量之杂糅。

　　尽管2009年的重庆似乎有着鲜明的主题，这里独具风格的地理环境、特别的食物和口音、云遮雾罩的复杂历史仍让你产生更多的联想。这是一座风格杂沓的城市。在日常生活和历史里，我们能发现红与黑之外，另一个重庆，一个低调的、被遮蔽的重庆。

　　杂糅重庆

　　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气氛，充其量只是事物的轮廓。在重庆，有太多东西只能用想象去填充。

　　出租车从江北机场向解放碑方向开过去，司机和我的酒店前台在电话里讨论前去的路线。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他把车子停在洪崖洞脚底的话，我可以乘观光电梯直达酒店。我对这个稀奇的建议心怀忐忑，但到酒店之后，发现他说的没错。

　　洪崖洞是建在90度石壁上的一层叠着一层的吊脚楼式的仿古建筑，洞顶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观景平台，站在平台上可以俯瞰嘉陵江水缓缓汇入长江。这里是重庆的新景观，仿吊脚楼建筑里是宽敞的酒店和旅游商店，售卖当地特产。将游客从嘉陵江边提升到洪崖洞顶的电梯是商场的一部分，直接向你诠释，什么是山城。这还不算什么。重庆凯旋路上有真正的客运电梯，将乘客从山脚运送到山腰，票价五毛。

　　从洪崖洞顶望去，嘉陵江北岸的两江口地区坐落着两座抢眼的后现代风格的庞大建筑，其中一座的外立面是若干块不规则的巨大蓝色玻璃组成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刚刚落成的重庆大剧院和重庆科技馆。横跨嘉陵江和长江的两座大桥，可以把市区的人口毫无障碍地送到它们脚下。

　　为了让我放心，他绕过南天门码头，穿过一条狭窄和水渍斑斑的街道，一直把我送到酒店门口。如果他把车子停在嘉陵江边，可以看到一座8层楼高的观光电梯，隐藏在洪崖洞崖壁上那些钢筋水泥的吊脚楼中间。

　　来到重庆，不能不提到薄熙来书记。他的施政风格往往让人耳目一新，而全城乃至全国都在关注他的两项政策。当地都市报的头版标题充斥着“唱红打黑”的字样。

　　到达洪崖洞之前，我和司机聊起打黑的情况。但他显然不愿意多谈这个话题，只是简单地敷衍说：“打得挺好的。”

　　“打了这么久，黑社会打完了吗？”我问他。

　　“啊，不打不知道”，他含糊地说，“打了才知道有这么多黑社会。”

　　他接着就开始抱怨起交通状况来。

　　薄书记到重庆后，重庆提出了若干新口号，除了“平安重庆”，还有“畅通重庆”。

　　一谈到交通话题，司机立刻从驾驶座上直起身来，痛快地骂了一声娘。他指着前方的电子显示屏，尽管是周末的下午3点，电子显示屏上提示说，解放碑方向车流拥挤。

　　没有完工的城市

　　不管来过多少次，在外人眼里，重庆总是一座没有完工的城市。尽管全中国的城市都是不折不扣的工地，但这座崇山峻岭之中的城市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5年前我去过的一些地方已经物是人非，新楼拔地而起，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格局。两年前，我乘公交去北碚，在嘉陵江边堵过一次车。当时，等待过江的车子排成了长龙，由于不断有车子试图插进车河，公交车每往前开一点都像是一场战争。汽车喇叭响成一遍。司机用这种方式表达愤怒，而乘客只能无动于衷地看着外面满是灰尘的工地。粉尘钻过窗户，很快就落得满身都是。嘉陵江两岸竖着巨大的龙门吊，一座崭新的桥梁即将合龙。也许这番景象能够让车上的重庆市民有点盼头，但对一个游客来说，一切都太晚了。我无奈地下了公交车，穿过马路，打车回到我住的地方去了。

　　最忙乱的时候也许已经过去了。从朝天门到解放碑之间，我只看到了一处拆迁工地。如果不是出租车司机急着交班，他也许不会走这条曲折的上山小道，我就连这一处工地也看不到。后来我专门去那里转了一趟，发现那里是一个水产批发市场。市场门外，批发动物内脏和已经开膛去毛的鸭子的交易比市场里面要热闹得多。离这个血腥潮湿的地方不到15米，马路拐了一个弯，路边停满了车。价值200多万元的保时捷SUV背后是高档小区的大铁门。耸立在悬崖边的高层建筑可以俯瞰两江汇流的景象。这一带的小区名称里都带有江景两个字。

　　要从朝天门到嘉陵江对岸去，不一定非要走嘉陵江大桥。嘉陵索道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高空索道，兴建于80年代，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让观光客从高空饱览城市风光，而是为了方便市民来往于嘉陵江两岸。索道兴建之前，江北、渝中和南岸三个区依赖1966年竣工的嘉陵江大桥和轮渡。缆车每趟只能运送46个人，单趟耗时5分钟，但最繁忙的时候，每天可以运送25400人次。但现在的乘客显然以游客为主。一个母亲带孩子到落成不久的重庆大剧院去看演出，顺道乘了一趟缆车，孩子不由得兴奋起来。她妈妈觉得这对她是很好的教育，但她自己却带着一点感伤情绪。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索道了。她不知道这里安装了公交卡刷卡器，所以和乘客一样买了旅游门票，而且，他们要把索道拆掉，在这里修一座桥。

　　重庆人准备在嘉陵江上修第六座桥。索道和大桥的选址重合，拆掉索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许很多个母亲会像眼前这位一样，反对这个决定。她们怀有对城市不可名状的依恋，希望下一代至少能够看到过去生活的某些遗迹。但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遗迹正日渐变得比奇迹还要少见。

　　朝天门曾经是重庆的门户，位于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口，是明代官员在重庆修造的17座城门之一。这里朝向帝都南京，被命名为朝天门，圣旨和履新的官员从这里进入重庆。这里有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根据1867年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重庆于1891年设立海关，成为通商口岸。40年后，为了通商便利，终于拆掉了明代城门。朝天门变成了码头的专称。

　　在70年时间里，这座码头是重庆的象征。几年前我第一次来重庆的时候，朝天门仍然是重庆的象征。因为长长的台阶一级级通往江面，背着竹棒和绳索的挑夫穿过傍晚的雾霭上下其间，重庆显得仍然是个古老的城市。和人不同，几年后，城市反而更加年轻。朝天门的石阶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多层的观景平台和曲折的步行阶梯。地面上铺着大理石，镀铬的扶手闪闪发亮。最上层的朝天门广场正在举行水果文化节，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水果摊位一家接着一家。这里已经不再适合挑夫工作，三五成群的棒棒军也不见了踪影。那些寻找旧日回忆的人们只能发现唯一一个相同之处：地上和往日一样，堆满了柑橘皮、香蕉皮和甘蔗渣；漂亮的重庆女孩子仍然和他们的长辈当年一样，手上端着冷面和凉皮，靠在矮小而皮肤白皙的男友身边，缓缓地朝江水走去。

　　对这种变化，重庆人显然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反对拆掉嘉陵索道的母亲向我推荐了大剧院、科技馆和三峡博物馆。如果这三者还不能打动一个上海游客的心，她觉得，晚上9点的时候乘一趟轻轨，最铁石心肠的外地人也会喜欢上重庆。

　　我准备照她的话去做。第二天天气不好，整个城市被雾霾所笼罩，建在陡峭山坡上的高楼看上去更加突兀。也许因为平整的土地很少，这里看不到平原地区常见的多层楼房为主的小区。住宅都很高，有时候就像是从一片棚户里生长起来的，前后左右缺少参照物的时候，这些高楼显得分外单薄。怪不得重庆人接待外地亲友的菜单里，总少不了要请他们坐一趟轻轨。单轨列车留给第一次乘车的人非常刺激的观感，尤其是车子沿着嘉陵江边飞驰，有时候几乎是贴着一栋楼的窗户驶过；列车拐弯的时候，车厢微微倾斜，山上的建筑看上去马上就要向车子扑过来。但最刺激的还是一个接一个的工地。

　　观察重庆只有两种视角，要么俯瞰，要么仰视。当你朝下看的时候，正在进行地基施工的工程无不是其深无比的大坑。江边的山体被一块接一块地被挖开，如同一个个倾覆的凹字。

　　这样的情形无处不在。即使你已经习惯了全国性的大拆大建，重庆仍然能给人带来特有的震撼。穿城而过的嘉陵江两岸是陡峭的山坡，在钢筋水泥建筑出现之前，这里的建筑以吊脚楼为主。人们根据山势，打下长长的木桩，然后把房子建筑在木桩上。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商埠，100多年前就有传教士前来，留下了大量写生作品和照片。那些素描和照片显示，一直到1930年代，朝天门两侧仍然密布着吊脚楼。这里如今成了重庆的外滩。白天，林立的高楼遮挡了任何一个方向的视线，晚上灯火辉煌，轮船拉响悠长的汽笛，满江灯火映照着浅浅的江滩。吊脚楼的遗迹仅限于洪崖洞那堵峭壁上的仿制品。

　　新开发的小区鳞次栉比，大多集中在嘉陵江以北。然而，再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也不可能穷尽绵延不断的山体。江北那头嘉陵索道的终点距离大剧院只有几十米远，尽管后者在夜间如梦如幻，前来观看演出的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围的菜园，以及临时搭建的大排档。大排档周围围着竹席，顶上铺了轻质廉价的塑料布，里面可不只是提供餐饮，门口的木板上用粉笔写了四个字：内设机麻。机麻是自动麻将桌的简称，在川渝一带，毫无疑问是娱乐的代名词，正如火锅是宴饮的代名词一样。布仁丹·多利斯与曼森·赛尔博罕带领“大河之舞”的演员们把大剧院的地板踢得噼叭作响的时候，几十米之外的大排档里，机麻发出的噼啪声尽管微弱得多，却一样给置身其中的人带来不可替代的娱乐感受。

　　一场“大河之舞”的成本超过100万元，匆忙赶往剧院的都是体面的中产者和住在重庆的外国人，包括我在嘉陵索道上碰到的那对母女。机麻每小时10元，享受这种乐趣的都是在大剧院和科技馆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工。但那又怎么样？杂糅正是重庆的风格所在。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的市中心像重庆这样多样。在繁华的解放碑商业街周围500米范围里，不仅有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写字楼，也可以轻易找到大排档、洗脚房和80年代初期风格的五交化公司。早上，行色匆忙的白领会在必胜客门口停下脚步，买一碗豆花充当早餐。卖小吃的摊贩挑着铁皮桶和装着烧饼的篮子，不时挪动自己的位置，时刻准备着城管的出现。中共渝中区委、区政府和房地产商在这条街上搭了广告牌，上面的口号说，要把这里打造成“小香港”。这种比喻不可能贴切，因为重庆是一个根本无法比喻的地方。

　　杂糅与焦躁

　　杂糅的确是重庆最鲜明的风格。

　　有一天早上7点，我看到一个挑夫背着一张办公桌，毫不费力地走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步行街上。他的雇主——一个20来岁、穿着黑色丝袜和高跟鞋的高挑女孩——拎着他的竹棒和绳索，亦步亦趋地走在他身后。

　　重庆从一个码头变成了一个真正现代化的都市。挑夫——本地人称“棒棒”——虽然仍不难看见，但早已经不像前些年那样，群聚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在很长时间里，他们是这座城市的真正主人。一切的事物必须通过他们的肩膀，才能在重庆进出。人也不例外。上流社会视上下山坡为畏途。一百多年前的照片显示，他们依靠滑杆——一把两人抬着的竹椅——进出。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这个重庆特有的职业真的有可能会消失。重庆准备在市区修建十条轨道交通。重庆的轻轨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们富有超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让人看了不得不想起《哈利·波特》、《千与千寻》和《骇客帝国》这样的电影。因为地皮紧张，这种单轨列车在江边行进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会钻进一座住宅楼腹中，和科幻电影里的场景的确没有分别。

　　如果没有这些轻轨，重庆的交通会更糟糕。尽管有许多立交桥和地下人行道，汽车和行人仍然交叉行进在车道上，横穿马路的人带着其他地方很少看到的泰然，眼睛甚至不屑于瞟一眼那些郁闷的车主。后者碰到拥堵的第一反应则是拼命地按喇叭。有时候，整个街区回荡着刺耳的喇叭声，而最前排的车辆只不过是在等红灯。每当早晚高峰，城市里就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平的气息。

　　有些重庆人认为焦躁是重庆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就像陡峭的道路和多雾的天气一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但说实话，这算不上重庆独有的现象。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都弥漫着这样一种情绪。90年代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随之而增长的是人人都感到筋疲力尽的感觉。人们的确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好处，但普遍地感到不满足和意犹未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到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三，预计很快将超过日本，变成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人人都觉得应该得到更多，人人都感觉付出与收获并不匹配，并为之苦恼和失落。经济增长的一个沉重代价是他们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安全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张晓刚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1984届，是当代艺术界最知名的明星画家，他的一系列《大家族》油画，让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感慨万千。画面上的人物是穿着一丝不苟的蓝色中山装的男人，梳着短发的女人和一个系红领巾的孩子。人物神情安定，仿佛是一张旧日的照片。不少中国人觉得自己正是画面里的孩子。他长大了，终于改善了清贫的生活，但那种单调的安宁也随之逝去，让人怅然若失。

　　尽管时间和财富已经改变了很多事情，但人的口味和豆花店除外。到了晚上11点，解放碑附近的火锅店里仍然人声鼎沸，鲜红的辣椒、黄色的姜片和豆芽菜、黑色的花椒一起在一锅红汤里翻滚。外地人熟悉的鸳鸯锅据说是重庆人发明的，但在重庆看不到踪影。至少我没有在重庆见过清汤的锅底，那里永远是红色的。

　　山太高了，路太陡了，生命必须有力、直白、顽强，才能生存下去。在重庆，细叶榕树可以在悬崖上生长。它们的气根从树枝上吊坠下来，一旦接触到地面，就一直往下钻，然后变成一棵新的榕树。有一些气根在石头水泥筑成的护坡上发现了狭小的缝隙，就从缝隙里长出一棵榕树了。这些榕树看上去长在石头上，细密复杂的根系暴露在外面，爬满了整面石壁，寻找一切可能的缝隙，看的人头皮发麻。

　　西南地区最有名的大学四川美术学院所在的九龙坡黄桷坪，有一种沸腾的火锅一样的风格。所有临街的房子上都涂满了色彩和动物图案。豆花店的窗户上蹲着一只狮子王，其他说不出来源的图案把理发店、文具店的外墙填得满满当当。这是一座宫崎骏风格的街区，如果从江对岸望过来，这里一定像是喷满涂鸦的空中之城。一座7层的居民楼外墙上画着一根红色烟囱，从想象的烟囱口中吐出一团白烟。这是一种四川式的幽默，因为两个货真价实的烟囱就竖在几百米开外的山坡下，从发电厂里没日没夜地冒出滚滚白烟。黄桷坪笼罩在烟尘里，空气散发出工业废气和火锅底料混合后特殊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