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差钱，就差牌照

文/陈统奎

    “经验告诉我小企业活了，中国的经济就活了。”2009年全国两会前夕，总理温家宝到中国政府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浙江一私企老板（网名沈月芳）这样对总理说，“眼前的危机影响非常大，政府能否帮忙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

总理答，推动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国家已出台三大政策，但问题依然严峻，“我认为就是这些措施还没落实”。

总理甚至用“经济学家、企业家、银行家身上都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和“为国分难”这样的话来激励各方“积极主动地去为中小企业服务”。值时，记者正在中国中小企业重镇浙江温州采访，小额贷款公司试水4个月，有的钱贷光，有的开始观望，有的在打退堂鼓，这场“及时雨”转眼变成“太阳雨”，未下几个雨点儿就露出尴尬的太阳，令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望阳兴叹。追根溯源，“这是浙江各级执政者将国家决策打折扣的结果”。

    小心翼翼的浙江

    浙江90%的市场主体为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其实就是支持浙江市场经济。此理浙江各级执政者比谁都清楚，但在温州，本令人翘盼的开放小额贷款公司，为“等米下锅”的中小企业主们送去“救命粮”的希望落空了。温州每个区县仅批一家，正式开业的只有7家，其注册资金门槛为一亿元，在“只贷不存”的运作规则下，区区数亿元注册资金亦是放贷资金，与温州每年近2200亿元的民间融资总额相比，小巫见大巫。

    “温州计划成立16家，按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最高额每家2亿元计算，可以利用的资金最多也就是32亿，这个数字还不及温州民间融资的一个零头。”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说，“对缓解中小企业资金使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周德文还是浙江省人大代表，在今年1月的“浙江两会”上，他提交了一份议案，称“小额贷款公司前景不免让人有所担心”，他将主要原因归咎为“政府提高准入门槛”。而地方官员们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担惊受怕”之情更令周德文唏嘘不已：“相关部门在对待小额贷款公司的态度上，是慎之又慎，有段时间甚至到了缄言闭口的地步。”

    《浙商》杂志记者金少策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他采访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时，张“只字不提‘小额贷款’， 他表示，如果要了解政策制订，直接到浙江省办公厅去了解”。这位金融办主任，看到企业家们在媒体上呼吁降低门槛，站出来回应“温州不会大规模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张表示，如是大规模放开，又回到上世纪90年代那种清理整顿基金会的状况，顾虑颇深。

为了阻挡住雄厚的民间资本阳光化“洪流”，浙江省各级政府煞费苦心，在国家政策上增设门槛，银监会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规定，“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投资额至少500万元。到了浙江省政府，先立一个“发起人”的门槛，它必须是当地实力雄厚、信用优良的民营骨干企业；此外，注册基金由国家规定的500万元提高到5000万元。到了温州市，注册基金又提高到1亿，有的县（市）区甚至提高到2亿，但最高金额是2亿。

“这些规定，让原来希望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来使自己的身份从此变得公开化、合法化的温州民间借贷公司的热情荡然无存，小额贷款公司收编‘地下钱庄’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周德文说。从“发起人”必须是民营骨干企业这个考量来看，浙江省政府本无意让“地下钱庄”合法化，“谁审批谁负责”的政令让主事官员尽量擦干屁股，“政府官员不愿意承担责任”，稳妥第一。

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央与基层政府之间起到承上启下浙江省政府为何如此追求“稳妥”？中国第一家合法民营钱庄“方兴钱庄”创始人，现任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向记者解读其中微妙处：“银监会‘公司化运作’这一招很高明，监管责任下放给了地方，需求驱动让浙江省接球比较早，确实很积极，后来意识到要负监管责任，便过于求稳，小心谨慎了。”

    方培林说，尤其糟糕的是，后来者辽宁和江苏等省份纷纷复制“浙江模式”。这位早在1985年就与王岐山（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金融商务）探讨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兴钱庄”创始人认为地方政府将国家政策打折了。作为试点的“方兴钱庄”后因金融政策制约而变身担保公司，但在那个当年改革开放之初，金融之门连条缝都难开之时，王岐山却说方培林“是从外围推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当年的‘试点’真只能小试牛刀，但今天银监会说‘试点’，就是让你大干的意思，我感觉中央政府很迫切，你看银监会的意见出台，央行马上表示要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再到09年国务院农村工作会议，又提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说明现在就是要让你去大干了。”方培林说，“浙江省只了解到小额贷款公司要办，但没有真正领会中央的精神。”

    小心翼翼的结果是，国家政策扭曲变形，企业放贷是不合法的，但浙江省愣把企业的钱组织起来放贷，事实上这些企业亦需向银行融资，而温州高达6000亿的民间资金依然被晾在一边，张冠李戴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中国山水诗的鼻祖、南朝人谢灵运曾任永嘉太守，因谢灵运的诗入选语文教科书，使得今人对永嘉这个名字耳熟能详。现在，永嘉县录属温州市，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的瓯北镇是永嘉最发达的一个镇，温州第二家开业的瑞丰小额贷款公司就坐落在这里。

    自10月18日开业以来，瑞丰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运营4个多月，与当初一个上午就要接待30、40位客户相比，如今总经理潘献勇轻松多了，1亿元资本金早就全部贷出，现在他专门做了一张表格，将仍来求贷的客户列表排队，整天闲着就想如何盘活资金存量，优化资产质量结构。

    瑞丰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是奥康集团，联合了永嘉县十家企业共同组建，注册资金1亿元中，奥康集团出资占19％，其他9家参与组建的企业各占9％，一起参与组建的企业，有当地的服装企业，还有阀门企业。从贷款对象来说，主要是自然人、个体户、三农和微小型企业，贷款金额在50万以下占到70%以上——这条温州市金融办制定的约束条件，但大部分微小型企业购买一条机器设备或进行技术改造的资金都在50万以上，政策并没有对接现实。

    “只需要50万元的企业不多。”潘献勇原是温州市工商银行一家支行的行长，对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他是一清二楚，这就意味着他的主要客户是创业者，他也接受了这个细分市场，他说“我们要适应社会”，于是在营业厅里贴了一行醒目的标语“与创业者同行，与诚信者结伴”。

    有趣的是，瑞丰小额贷款公司的营业厅不是窗口式服务，而是非透明玻璃隔出来的一个个VIP小包厢，而且门设在背面，从营业厅门口看不出正在营业。“人们对到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还感到别扭，所以这样装修。”潘献勇说。但小额贷款公司毕竟提供了一条 “融资高速公路”——一般贷款流程是当天受理，次日审批放贷到账，最快的一笔只花了2个小时，客户蜂拥而来，很快无款可贷。直到3月2日，永嘉县农行之前承诺的5000万元注资贷款到账，潘献勇才重新开锅。

根据浙江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储，成立的公司也不能追加资本金，但允许从合作的商业金融机构获得不超过注册资金50%的注资贷款。向商业银行贷款是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资金困境的一个路径，“听说下一步政策是放开向商业银行贷款，可以是注册资金的3—5倍，这是做大做强小额贷款公司的第一步。”潘献勇说。

依此路走下去，小额贷款公司可能编演为一种“二级银行”，即专门从商业银行贷款然后提高利差再放贷，美国就有很多这类银行，这一次美国次贷危机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类“二级银行”的放贷积极性的确比大型商业银行高，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存法则，毫无疑问将大大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但容易患上“金融风险麻痹症”，只顾放贷赚利差，容易引发金融风险。

    以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潘献勇所“听说”的这个方向不可能走远。

    那么，降低门槛，大规模放开小额贷款公司，让小额贷款公司遍地开花，从而“收编”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使其合法化，这条路是否可行？在方培林看来，国家提倡“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正是这个意思。当然，这恰恰是眼下浙江省各级政府否定的做法，他们的挡箭牌是，这样会泛滥成灾，引发金融震荡。

    “一些政府官员的顾虑是多余的，没有合法化之前，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温州民间借贷都没出事，反而纳入国家监管了就出事情，哪有这种逻辑？”周德文说，温州民间借贷毕竟在灰色地带摸索30年，其自身已经规范化，已有道德约束力，阳光化只会促进民间借贷更加完善更加规范。

    方培林颇为银监会的这个意见叫好，理由是这个口子开得很小，既然是“公司”，就按公司法来运作，自负盈亏，最后出现呆账可以申请破产，而且“只贷不存”，既不会涉及公共利益引发社会风波，亦不会冲击现有金融体系，“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据温州银监分局最近的调查，在温州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由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之比是54：18：28，而2006年三者之比是60：24：16。这说明，在从银行获得贷款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不得不更多的依靠民间融资，这是无奈的选择，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更重。而民间融资，借贷利率最低也是银行利率的1—2倍，高则10倍之上，即“高利贷”。

    在方培林看来，小额贷款公司就是金融市场中一个很普通的放贷公司，目的在于把自然人的钱组织起来，在温州则再起到收编“地下钱庄”的功效，令民间借贷利率立马应声而降，上述局面立马改观，“小额贷款公司就是合法化的高利贷公司”这个质疑也将不攻自破。

    遗憾的是，浙江省仍然拒绝“地下钱庄”合法化，也就是把真正从事民间借贷的机构排斥在外，无奈银监会的意见并无法律强制执行力，地方执政者依然“堵”为上策，令这项“为国分难”的政策大打折扣。

    升级村镇银行，是诱惑？

    温家宝总理说得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应该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

依方培林之见，普及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制度建设，“通过几年探索，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要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然而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把握和执行，在温州却大有偏差。

    “我不知道小额贷款公司‘是男是女’，能不能作为金融机构上面没有说，现在我们被当做一般工商企业来纳税（税负重挫伤股东积极性），而银行是按利差所得纳税。”潘献勇向记者坦诚自己的“困惑”。当然，根据银监会的界定，小额贷款公司是一种经营特殊商品（人民币）的企业。

    尽管搞不清楚小额贷款公司的“性别”，但潘献勇把它当做“大银行的一个补充，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积极作用”，因而他的经营理念有两个取向，一是经济效益，二是社会责任。为股东谋求回报，这个天经地义，但他却说：“承担社会责任也是首当其冲的，不能一味追求效益最大化，这不是吹牛。”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这是高压线”。瑞丰小额贷款公司董事会定下的利率是基准利率的2—4倍，同时董事会授予总经理一个权限，拥有5%上下浮动的权力。所谓社会责任，潘献勇指的是，在向三农企业或特别困难的小企业贷款时，他会动用5%向下浮动权，“能够支持尽量支持”。

    潘献勇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破解“三农”和小企业融资困难是地方政府的一项政治任务，温州市金融办在一份调研材料中便肯定小额贷款公司“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职能”。

    事实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过程拥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温州几千家企业在争这16块牌照，应者如云，给谁发牌照，有的县区要拿到党委常委会上来讨论决定，在“积极稳妥”的方针下（控制了发牌数量），地方官员于是希望开办者能服从政治需要，于是“70%的资本金需贷款给50万元一下的小额农户、微小型企业”变成了一条约束条件。

    在方培林看来，这是不伦不类，如果小额贷款公司普及了，资金充裕，还犯得着约束企业放贷数额、对象吗？一定意义上，政府变成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总经理”。至于潘献勇的“社会责任说”，方培林也不敢苟同：“绝对做不到，小额贷款公司赋税那么重，它不是慈善机构，支撑不住的！”

    温州市金融办的调研材料便显示，“小额贷款公司为了追求效益的需要，50万以上大额贷款的总量发放大于小额贷款的数量”。其实，企业自负盈亏，这是其经营自由，无可指责。潘献勇的“社会责任说”作为一种倡议，一种个体实践，社会欢迎，但政府不可信以为真，并将此作为监管指标，企业的微观管理，政府的手伸得太深，这就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了。

    反过来说，地方政府定的规矩如此苛刻，为何在温州还会出现“几千家企业在争这16块牌照”的胜景呢？原来浙江省金融办的政策提到“对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向银监部门推荐按有关规定改制为村镇银行”。

    “向来以商业嗅觉敏锐而闻名的温州企业家们，发现了一次进军金融业的难得机会，小额贷款公司有望改造为村镇银行，这相当于拿到了进军金融业的入场券。”周德文说。瑞丰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初，其发起人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如是表示：“把小额贷款业务做好后，国家会进一步放宽政策的，不久的将来也会允许存款。因此，村镇银行将是瑞丰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王振滔的一位属下说得就更明白了：“发展村镇银行不是王总的目的，做银行国家要求国有控股，政策限制比较多。王总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进入委托票据、委托贷款业务。”正如此言，不久银监会出台规定，村镇银行必须由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成为最大的股东。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诱惑”，方培林，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争领牌照，“国家允许开办小额贷款公司，只是增加一种服务体系，并不意味着银行业向民营化迈进”。尽管有人将小额贷款公司视作对内开放金融业的一个动作，但全面开放金融业仍需冲破重重关卡。

    再向虎山行的勇气

    王振滔最近低调了，其属下向记者解释：“王总可能觉得最近比较敏感，不太方便说话吧。”诚如温州市有关文件所称的，“小额贷款公司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政策坚墙又一次让王振滔金融梦变得虚无缥缈。

    多年来，温州作为第一批国家改革实验区，中央给实验区的一个最大政策是“在必要的时候，允许突破某些现行体制和政策”，这把“尚方宝剑”曾使温州市场经济发展一路引领翘楚，包括创立“股份合作制企业”，那是1980年代后期温州人为了突破企业做大做强的资金困境，想出的办法，“你拿多少钱，我拿多少钱，大家合伙”。从这个角度看，小额贷款公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向金融业进军。

    在1989年至1992年“姓资姓社”的大争论中，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曾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央调查组数次下温州调查，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笼罩在温州上空的阴霾才彻底消散，但温州的探索比全国的推行早了整整十年。

这是温州改革先行者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

    其实，在王振滔身上，人们也看到了这种敢于吃螃蟹的精神。时至2004年，经过10多年的摸排滚打，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滋养下，温州一批私企已经成长起来，但“都说温州老板多，可温州老板大都是小老板，企业做不大”，要继续做大做强，首要问题又出在资金上，钱从哪里来？王振滔给出的答案是，成立财团，以财团作为平台吸收社会资金，聚大钱做大事。那一年的6月，王振滔联合其他8家企业，成立了温州市首家民营财团——中瑞财团。

    当时，9为企业家的口气很大，公开宣言：我们要打造中国第一个民营财团。当时，对于中瑞财团的资金来源，王振滔这样回答，部分股东企业自有，部分来自合作银行，部分来自财团控股企业以及其他合法途径，所谓“其他合法途径”，其实中瑞财团打得收编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的算盘。

    按照王振滔们的梦想，中瑞财团要做成两个平台：一是商业平台，在中瑞财团壮大之后，直接控股9家股东的企业，即把中瑞财团打造成为一家控股公司；二是金融平台，成立相关的金融企业，或者控股由9家股东中的4家发起设立的建华民营银行。

    然而，中瑞财团生不逢时，自它高调诞生之日起，就被从中央到地方的金融监管部门“盯上了”，除了创立民营银行，中瑞财团还瞄准信托、保险、证券等其它业务，疾进金融领域，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紧张。“当时的环境更保守，大环境根本不允许”，知情者告诉记者，首先中瑞财团欲申办“建华民营银行”被政府否决，同时监管部门严令不许国有商业银行给中瑞财团贷款，也卡住了其“把民间资本积聚起来”的美好愿望，中瑞无法从民间吸收一分钱。

    这样，中瑞财团就去搞房地产，“变成温州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一度被公众质疑为“温州炒房团”一员，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舆论风波，于是又被监管，又不能从银行贷款了。2006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修订版《合伙企业法》出台，初步搭起中国创业投资产业的法律体系，去年中瑞财团这才迈入私募资金领域，尝试向正轨迈去。

    “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做了一件超前的事情。”这是周德文对中瑞财团评语。

不过，在学者眼里，中瑞财团这类“互助财团”是一种暂时满足企业金融需求、弥补国有商业银行供给不足的金融机构，但王振滔们的“冲动”表明民间资本对进入银行业犹如“箭在弦上”，但民间财团直逼民营银行的脚步愣是被监管部门卡住了。现如今，中瑞财团内部亦因利益、观念之不同而矛盾重重，王振滔们已不愿公开谈论，中瑞财团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

    在中瑞财团的坎坷经历中，人们已经看不到1980年代初温州在全国首创存贷款浮动汇率时地方掌舵者为其保驾护航的勇气，“在必要的时候，允许突破某些现行体制和政策”这把“尚方宝剑”不起作用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派人到温州叫停浮动汇率，但被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顶了回去，袁说这符合国家的经济开放政策，“你们不要多管了，我们负责”。总行的人悻悻而走，浮动汇率便一 直进行到现在，如今小额贷款公司也在享受这项成果。

    现在改革的环境来了一个大调头，小额贷款公司是国家金融主管部门主动松开口子，但在地方却遭遇到地方各级政府层层设门槛，推行“积极稳妥”的方针，王振滔们又一次品味触电金融业之痒，小额贷款公司做强做大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未来事业”。

    是明哲保身？还是担起责任“为国分难”？危机正在拷问各级执政者。“今天的地方大员已经没有改革开放之初那些人的气魄和勇气，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做一个国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吗？”方培林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