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阵痛中的纺织企业命运

 郭凯

    许进良模样很黑，讲话声音也非常粗。这个1960年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农民家庭的民营纺织企业家，商海拼杀多年，本色不改。

　　2008年，对许多过去进行出口纺织服装产品生产的企业而言，是个困难年。但是在许进良这里，2008却是他的飞跃年。

　　政策“反复”中的艰难营生

　　命运的反复，要回溯到2004年。

　　那一年，为了控制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的势头，中央政府不得已祭出了宏观调控的系列政策。无奈受累于2003年各大部门各自布局，中央政府2004年整体宏调政策出手太晚，对通胀和过热的治理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局面失控”开始让有关方面胆颤心惊。最后，那一轮调控以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处理江苏铁本公司项目达到高潮，史称“铁本事件”。

　　“铁本事件”和铁本事件“当事人”，是那一年的“大事件”、“大人物”。就在同一年的经济震荡中，还有很多“小人物”遭遇了“小事件”。许进良，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雅新服装有限公司。

　　2004年，苏州吴中区民营企业雅新服装公司由于一个生产和管理意外事件，遭遇几十万的经营损失，现金流极度紧张，眼看资金链就要断裂，已经有着几百万元规模的企业无法延续生产，就只能破产。许进良跑遍了各个大小金融“衙门”，就是贷不到款，但厂里几百口工人，在等着老板出粮。在许的眼里，看得到的几乎都是“绝路”。

　　“只能说我命大”， 在2008年8月，许进良这样总结。2004年，最后靠朋友们凑钱还有“民间金融”出手，许进良筹到了现金。给工人支付了拖欠的工资、偿付了生产债务之后，余下的“银两”怎么用才能精打细算挨过来？生产怎样布局，才能保证下一次遇到危机时不这么被动？许进良开始了一个农民企业家从前没有做过的企业长期发展规划。

　　他判断，在苏南地区，眼看纺织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成本一天天上升，一直在苏州开制造厂不是长久之计。2005年到2006年，他把制造工厂搬到了生产成本更廉价的江西，他把苏州的厂房和土地转成仓库、产品展销厅和商业性的生产物业，除了自用，还租给别的企业。

　　因此在今年纺织业出口大环境不景气的时候，他的成本比还留在苏州的生产企业低，尤其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社保的缴纳标准低，这也让他节约了不少费用。“没有苏州老厂区的仓库和物业开发经营补贴，也根本没有足够的盈余资金转型发展。”

　　许进良说，2004年他栽了跟头，靠民间金融活了下来，但他也因祸得福，早作打算，躲过了2008年的这一波小纺织企业倒闭潮，并且赶上了苏州地区的物业和土地增值，获得的收入让他有能力早下手收购了北京的一个中小规模、有自有品牌的羊毛衫企业。作为一个过去面向出口、专事贴牌生产的民营纺织企业，“从出口向内转，如果没品牌、没渠道、没市场团队，这个转型要多久才能做完？”

　　现在看来，许进良当时的收购价格是很优惠的。许说，现在大家都来找这种有国内市场、规模不是太大的纺织企业收购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企业资源很有限。更多的出口企业，如果在纺织品出口竞争中被淘汰、要转国内市场的话，大概就只能第二次创业了。

　　当被问及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链条、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战略时，许进良说，他不会考虑收购现在国内的那些中小纺织企业，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收购）价值。没有价值的原因，在于没有生产技术、没有管理技术、没有竞争技术。

    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企业和资金投入这个行业？

　　许进良说，2004年宏观紧缩后，不想2005年、2006年各大小金融机构又开始大举放贷，很多企业发现终于有钱借了，“纷纷把握机会，大举借钱，大举扩张”。宏观政策的反反复复，对企业投机心理的影响，是造成2004年后的几年间纺织行业过度投资、过度竞争的主要原因。

　　张家港市大型民营纺织企业江苏东渡纺织集团董事长徐卫民说，2008年倒得快的纺织企业，大都是在过去几年平面化大举扩张生产规模的企业。“在前两年的成本上升期扩张得越多，在今年问题暴露的高峰期就倒得越快。”

　　挺过这一段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整体宏调政策的反复无常。许进良说，纺织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成本是重要的生产成本，在前两年企业有利润、都在大举扩张的时候，办企业的谁都不知道，2008年会有《劳动合同法》出台执行。“如果不是我刚好把工厂搬到内地，今年所有的政策和国际形势撞到一起，我也受不了。”

　　东渡纺织集团董事长徐卫民说，虽然说今年有国际大环境的客观不利因素，但是国内宏观政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形势，深度汇率改革、出口退税改革和新《劳动合同法》都没有在前几年的行业扩张和经济上升期及时推出，不仅没有给企业自我权衡和经营调试的缓冲期，还在今年与国际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市场萎缩、国内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上升，“集中撞在了一起” 。这是对纺织行业企业生存的最大打击。

　　由于通货膨胀，农民工生活成本上升，要求提高工资水平，现在在苏南地区招工也是一大难题。江苏省中小企业局综合管理处处长缪鸣说，现在招工难的情况，在江苏不仅仅是纺织业一个行业的遭遇，很多行业的中小企业都遇到这种情况，要么招不到工，要么招不起工。缪鸣说，这在长三角、珠三角，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

　　汇改后采取的“小幅渐进升值”方式，则给出口企业带来了一直延续至今的伤害。苏州经贸委薛峰主任说，他们经贸委到企业调研的时候，总有出口企业问，“你们能不能和中央政府说，每次人民币调汇率之前，先告诉我们一声？”

　　薛峰说，出口企业的提问，虽然有人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恰恰反映了目前这种汇改方案下，出口企业面临的被动局面。很多企业刚刚签了出口合同没有多久，汇率接着就变了，企业说是“一天一个样”，到头来，只落下交货也赔钱、不交货也赔钱（违约金）的结局。

　　在江苏传统纺织工业集中的吴江市，纺织企业就陷在了这种汇率改革制度下，营生艰难。吴江一个中型纺织出口企业吴江中春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芳英说，在中春纺织，对美元地区出口只是一部分，公司产品还有不小的份额是面对欧元区出口，但许多欧元区的客户就是不肯用欧元和他们签合同，一定也要用美元。

　　经常是合同签完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变了，而最怕是产品生产完工了之后，汇率已经变了一大截。这时候，“宁愿赔违约金，也不愿意交货后再等收美元进来。” 因为不但交货会亏钱，等对方把美元汇过来，他们紧赶慢赶去结汇，结果发现亏得更多。“赔违约金，至少损失在当时还是可以控制的。”陈说，如果在签合同时，汇率已经变化、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至少企业可以根据成本判断，这样的单子能不能接，如果出口价格不能接受、选择不签单，也不用赔违约金、浪费采购和生产开支了。

　　“有时候也会对未来感觉渺茫，不过现在就只能希望挺过这一段。只要我们挺下来、没有垮掉，总是有很多客户要来进口的。”陈说。

　　徐卫民则表示，现在这种人民币小步渐进升值的方式，不但救不活过度竞争的纺织行业内那些没有实力、一直靠各种出口补贴生存的若干企业，还会把本来有实力发展自有品牌、进行技术和出口产品升级的企业拖垮，让这些企业没办法根据真实汇率和外国客商谈判价格，面临不停赔钱的生存危机。

　　至于出口退税，徐卫民说，出口退税的回调，绝不是对所有出口企业都有好处的，尤其是对有竞争力、原本可以与国外客户议价的出口企业。因为出口退税的补贴，让一些本来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应该退出的企业，继续得以以廉价竞争手段压低中国出口纺织品的整体价格，伤害其他企业。而出口退税，“也很可能是补贴那些贸易型的代理公司的，让他们和生产性的自营出口企业继续进行价格竞争。”

　　 要为企业和劳工落“实力”

　　在纺织业曾经是传统支柱产业的苏州，经贸委主任薛峰说，纺织企业确实遇到困难，正在经历经济转型过渡期，但是没有任何必要恐慌，区域内很多新兴支柱产业正在蓬勃崛起。同时，对于纺织这样的传统产业，需要各级政府落“实力”，从行业的真实需要出发，扶助行业实现产业升级，其中，对行业技术革新和企业生产技术改造升级的支持很重要。

　　薛峰举例说，现在的印染纺织业面临的一个很大困难是产业发展与水资源保护的关系问题。但是，发展印染纺织工业不代表就一定会带来水污染，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技术创新和突破。薛说，他曾经到过一些锐意革新的印染纺织企业，那些企业进行了很大投资，试图在“无水印染”技术上实现突破。但是各级政府对此也有责任，需要帮助企业分担技术革新的投资风险。

　　而且从更广泛的支持行业发展、实现产业升级角度出发，政府对纺织行业技术革新的支持，将惠及更多企业和工人。

　　吴江市经贸委主任王剑云说，希望中央的宏观政策部门在出台全国性的或者“一刀切”式的政策之前，能够谨慎出手，先到可能受到影响的基层了解企业和当地实际。他举例，新的行业政策要求要控制印染纺织行业、不许在太湖周边多少范围内再投资行业项目，但是要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就需要追加投资，而且通过技术改造，行业企业可以有机会焕发生机，但是“一个政策一刀切下来”，有竞争力、有希望的企业，也就丧失了发展机会，只能坐等死亡。

　　江苏省前发改委主任、现南京大学教授钱志新说，我们讲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本身就包含了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实力的含义。许多传统行业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基础，对这些产业提供切合实际、确实能促进产业升级发展的产业政策，与我们要花力气发展高科技产业、新知识经济产业，是互相促进、互相关联的。

　　据了解，有关方面已经开始在江苏进行调查研究，试图依托苏南和苏北之间、联接长三角和环渤海之间的海岸线区域，布局新兴产业、建成新经济增长点。这样的思路，与广东的湛江区域开发、广西北部湾开发等新经济增长极的构建基本相似。

　　然而，如果中央政府不能在解决收入分配矛盾、提高国内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问题上落“实力”，各个省区的新增长极，未来都会陷入以出口为经济导向的珠三角、长三角的窠臼。

　　广东省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珠三角或者长三角所处的经济转型周期，都不需要惊慌。在早先的上海，纺织业曾经是第一大支柱产业，但经过产业转型、经济结构升级，现在上海已经成为亚洲最繁华的经济中心之一。

　　目前的广东东莞，区域经济正在有序转型，而且这种转型也为地方经济进一步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珠三角先行一步的深圳，早已经度过了转型过渡期，支持地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基本都是科技、高端制造与服务业企业。

　　更为深远的担忧，在于如何提高国内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终要靠内需支撑。但是，现在中国的所得税制一直以过度对工薪阶层的收入课税为增长支撑。在价格体系上，直接影响中西部人口收入和消费能力的资源性商品价格改革推进乏力，事实上继续恶化了东西部的收入差距，因为中西部一直在以被管制的廉价价格，向东部工业省份输出能源资源。而作为最大消费人口群体的农民，面对过度管制的粮食价格，靠种粮致富的道路，被毫无讨价还价空间的政策堵死了。

　　如果上述影响内需的根本问题不能够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逐一解决，可能要经历经济转型期的阵痛的企业和劳动者，就不仅仅局限于目前已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那几个传统行业。